马致远（公元1250年—公元1324年），号东篱，曾任江浙行省务官，大都（今北京市）人。元代著名杂剧家、散曲家，与郑光祖、白朴、关汉卿并称“元曲四大家”（有争议），又因《天净沙·秋思》而被称为“秋思之祖”（有争议）。

马致远早年在元大都生活，热衷于功名进取，满怀一腔政治抱负，曾向太子献诗以求得官职。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马致远离京到江浙行省（今杭州市）任务官一职，掌管税收等事务，后最终因仕途不得意而辞官归隐。

文学创作方面，马致远的杂剧以诗笔写戏，辞采清丽，剧作趋于散曲化。他在杂剧中多处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擅长在辞曲中借他人之口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具备着诗人的气质。”散曲方面，马致远将原本盛行于勾栏瓦舍的散曲进行了题材上的开拓和意境上的扩大。他的作品涉及到叙事、咏史、叹世、归隐等诸多题材，用词清丽，风格典雅，这也使得他的散曲作品大多意境高远。后世文人对马致远评价颇高，认为他是“元曲四大家”之一，明清时期马致远有“曲中青莲”（李白）和“词中苏轼”之称。

人物生平

关于马致远的介绍，明确的文字记载仅见元代文人钟嗣成所著《录鬼簿》中记载的“大都人，任江浙行省务官”寥寥数言。根据他作品中的零散自述和元代相关史料，学界目前推论马致远生平大致可分为早年求仕，任职江浙，归隐园林三个阶段。

早年求仕

早年间，马致远曾在京城大都生活了约二十年左右（“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双调·拨不断》）。二十年间，他醉心于功名求取，试图通过献诗的方式实现自己执掌朝纲（“佐国心”），商定国是（“拿云手”）的政治抱负。残套《黄钟·女冠子》中，马致远自言“且念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说自己早年曾向太子孛儿只斤·真金献诗，希望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下通过献诗以得破格任用。

任职江浙

马致远任职江浙的前因后果，学界推论或与太子孛儿只斤·真金有关。《元史·百官志》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江淮行省辖区经过调整后改称为江浙行省，因而马致远任职江浙应在至元二十二年之后。另外，至元二十二年太子真金去世，詹事院发生变动，东宫属官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动。考虑到马致远早年曾向太子献诗以求致仕，“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都不迭半纸来大功名，一旦休”（残套《黄钟·女冠子》），“献诗龙楼”紧接“半纸功名”，有学者推论马致远或许因东宫的关系有过官职，受太子真金去世的影响而调职江浙。

元贞书会

据贾仲明《凌波仙·》套曲，元贞年间马致远参加了元贞书会，与文人李时中、艺人花李郎、红字春二合著《黄粱梦》，并与文人王伯成结为忘年交，“姓名香贯满梨园”，学界多认为此事应发生在马致远江浙任职后期。冯沅君在《古剧汇说》中认为，马致远“二十年漂泊生涯”（《大石调·青杏子》）“半世逢场作戏”（《般涉调· 哨遍》）是对自身任职江浙后生活的写照。有学者据“怪名儿到处里喧驰的大”，“没期程，无时霎，不如一笔都勾罢”（《大石调·青杏子》），结合元代统治下四等人制，“中洲人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曲律》）和九儒十丐的社会环境，推论马致远的官场经历有所坎坷，从而流连市井，做了书会才人。

归隐园林

有学者据《南吕·金字经》“登楼意，恨无上天梯”，《南吕·四块玉·恬退》“两鬓，中年过，图甚区区苦张罗，人间宠辱都参破。种春风二亩田，远红尘千丈波”，《双调·蟾宫曲·叹世》“竹里游亭，小宇婆娑”“醒时渔笛，醉时渔歌”，《双调·清江引·野兴》“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南吕·四块玉·无题》“三顷田，五亩宅，归去来”等作品，推论马致远晚年厌倦官场，过着归隐园林的生活。另有学者据《中吕·粉蝶儿》“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应乾元九五龙飞”和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其备则自关郑白马……诸公已矣，后学莫及”，推论马致远应卒于公元1321年至公元1324年之间。

主要作品

马致远一生创作颇丰，学界一般认为他共创杂剧15种，今存《汉宫秋》等6种，合著1种，佚失7种，还有1种今存残曲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南戏《牧羊记》也为马致远所作（此种说法见于《中国戏曲曲艺词典》），又依据清代张大复《寒山堂曲谱》，认为马致远字千里，与时人史敬德合编《萧淑兰祭坟重会姻缘记》（仅存残曲），与时人史敬先合编《风流李勉先负心记》（仅存残曲）。他的散曲作品现存小令115首，套数22篇，共计130多首，由近人任讷（任中敏）辑为《东篱乐府》。

杂剧

散曲

作品特点

杂剧

偏重于诗性，剧作趋于散曲化：马致远杂剧的诗性主要表现在作品的戏剧结构安排和言说方式上。结构安排上，马致远创作了大量特定环境供剧中人抒情，以散曲方式写剧，戏剧冲突较淡，例如《半夜雷轰荐福碑 》中第一折的大篇幅抒情议论，《马丹阳三度任风子 》中将任风子出家的地点设在菜园以供抒发隐居体验之情，《汉宫秋》中情节高潮与情感高潮相分离等。言说方式上，马致远以散曲手法创作杂剧，借剧中人之口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抒情方式相比于其他戏剧更显诗化。剧中人不论人仙民官，他们的念白和唱词都在表达作者自身或愤懑，或归隐的情志，戏剧人物自身的独特性格反而相对缺乏，如《半夜雷轰荐福碑 》中的张镐、《陈抟高卧》中的陈抟、《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的吕洞宾等。

虚实相生：马致远在杂剧中，虚实相生的手法主要表现在戏剧结构上的时空交错和人物塑造上的神形交合。以《汉宫秋》为例，剧中将王昭君与刘奭分别时现实中的陌路和精神上的同路相对应，将二人分离后各自独立的所处时空相并列，形成时空上的交错和现实与精神上的对照。同时，《汉宫秋》第四折中，马致远将汉元帝在高筑的宫墙里对昭君的一腔思念通过五次深夜雁鸣表现出来，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既有深秋的苍凉，也有汉元帝凄楚尤怨的内心，极具悲剧色彩。另外，在《青衫泪》中，裴兴误以为白居易故去，在缅怀过去的同时叙述当下，也形成了一种时空上的交错回旋。

散曲

形象运用生动：马致远的散曲作品，不论是小令或套曲，在形象的捕捉、构思和运用上都十分鲜明生动。《夜行船套·秋兴》中，马致远以“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刻画了官场上为争夺名利而相互残害的现实，又以“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抒发寄情田园的怡然情趣。生动鲜明的形象表达的是马致远在特定情境里的爱憎和情怀，或讽官场黑暗，或喜田园悠然，给读者以深刻的艺术感受。

语言文而不晦，俗而不鄙：马致远散曲在吸收宋词有用成分的同时有意识地提炼了民间的俗语口语，筛选市井中过于泼辣的语言，改变了宋词过分雅化的倾向，同时结合传统诗词中有生命的语言，形成文而不晦，鄙而不俗的语言特色，如《双调 ·夜行船·秋兴》【离亭宴煞】中以“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三句并列的比喻讽刺名利之徒，同时与“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相对仗，刻画事物更为淋漓尽致，更凸显散曲作品的奔放意味。又如《双调 ·夜行船·秋兴》【风入松】中提炼自日常生活中的“上床与鞋履相别”等句，俗而不鄙，读来通俗亲切，被王国维评“语语明白如话，而言外有无穷之意”。

曲中有画：马致远散曲高远的意境，大多通过他散曲中的画意表现出来。一方面，马致远在散曲创作中常常能抓住描述事物的主要特征，点到即止，同时将最鲜明、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加以渲染，寥寥数笔却意味无穷。如《天净沙·秋思》，以寥寥28字描绘出一幅萧瑟的秋思羁旅图，枯藤、老树、夕阳、瘦马与天涯断肠人情境交融，更显游子的凄凉 。另一方面，马致远散曲中景色参差错落，一个画面空间中既有近景也有远景，层次鲜明，极富画意。如《寿阳曲·山市晴岚》中，花村、草店为地面近景，晚霞为天边远景，群山为周边天地间的远景，错落有致的物象共同构成了一张山村画卷。除此之外，马致远在散曲中大量使用鲜明的色彩词，展现出五彩斑斓的世界，使得散曲中的世界更具形象性和直观性。如《南吕·四块玉·恬退》中使用绿水，青山，中华绒螯蟹，金光菊等色彩鲜艳的意象勾勒出的明丽田园风光，在 《双调·湘妃怨·卢疏斋西湖》中以黄柑 ，紫蟹 ，丹枫 、 红叶等景致描绘秋日西湖等。

文学思想

悲情色彩

理想破碎的愁苦悲情：蒙王朝统治下，儒人被列为第九等，知识分子沦入了介于娼妓和乞丐之间的社会地位，另外，据《元史·选举制》记载，元代曾废科举70余年，读书人入仕途径被阻断，“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得不到实现。《青衫泪》中因诗文才情被贬江州的白居易，《黄粱梦》中自幼习儒，想要求取功业，最后却被点化成仙的吕洞宾，《陈抟高卧》中文武双全富有抱负，最后却归隐山林拒招不出的陈抟，都是马致远从积极入世到参破现实黑暗走向归隐的写照，透露出整个时代背景下儒生们身不由己的悲哀。散曲方面，这种悲哀集中体现在马致远前期《中吕·粉蝶儿》《黄钟·女冠子》等作品自述积极入世与后期《南吕·四块玉·叹世》《双调·清江引·野兴》等作品大量描绘田园风光的鲜明对照中。入世和避世的相互割裂和对立，交错出以马致远悲剧化的文人形象。

漂泊异乡的羁旅之悲：马致远任职江浙后远离大都，身处异乡加上仕途的不得志，使得他的散曲或多或少透露着游子羁旅哀思。《寿阳曲·平沙落雁》中的失群孤雁和《寿阳曲·潇湘夜雨》中的离人是马致远自身的写照，《天净沙·秋思》中马致远更是以枯藤、 老树等意象营造了苍凉萧瑟的意境，将自己的漂泊生涯与深秋之境揉为一体，表现出自己孤独彷徨的同时也写出了游子浪迹天涯的心声 。王国维评论它“纯是天籁”，深得唐代绝句的精髓，仿佛就是严庆澍绝句一般。近人梁乙真在《元明散曲小史》中也列举了多人对这首小令的评价：《曲藻》认为它通篇全是写景中的官话，任中敏认为这首小令在凝重程度上无限近似于诗，词境多于曲境。

看破世事的叹世之悲：在元代鲜明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汉族文人的马致远竞功名不得，欲济世难达，后期的作品大多是看破世事，归隐园田之作。他在《双调·拨不断·布衣中》叹“王图霸业成何用”，在《双调·拨不断·布衣中》中讽“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在《双调·蟾宫曲·叹世》中道“项废孙吴，刘兴蜀汉，梦说南柯”，借古人功过得失表达己心，借古人事迹揭露人生如梦，居官得祸的现象，认为功名利禄终为南柯一梦。被迫退隐中，马致远仍心系仕途，在《双调·行香子》中“酒解忘忧”，在《夜行船·江儿水》中说“人生百年如过驹”“落日夕阳暮，没可里使心干受苦”，在《南吕·金字经》中言“老了栋梁材”“恨无上天梯”，惋惜自身空有满腹才华却报国无门，只得在落日时分对着夕阳发出韶华已逝功业不成的悲叹。

隐逸思想

马致远的隐逸思想集中表现在他仕途失意时和以后的作品中。《马丹阳三度任风子》中的任风子、《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的梅花精和柳树精被度脱，走向方外世界，《西华山陈抟高卧 》中陈抟拒招归隐等，都表现出了马致远对世外桃源和方外生活的向往。在散曲《南吕·四块玉·恬退》《双调·清江引·野兴》等作品中，马致远描绘出山水、良田、美酒的世外生活画卷，也通过隐士的形象表现了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文学成就

杂剧：就本质来说，杂剧属于代言体戏剧，而马致远则是以诗笔写戏，将自身的思想感悟完全融入其杂剧创作中，擅长在辞曲中借他人之口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具备着诗人的气质。”除此而外，马致远杂剧中曲辞准确多变，多样化的风格也提高了杂剧的历史地位与社会价值。同时，马致远杂剧集中塑造了一批知识分子和神仙道士、隐士等形象，题材也在这上面集中，为中国戏剧史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

散曲：元散曲发源于民间，最初在勾栏瓦舍中颇为盛行。马致远以散曲咏史怀古、叹世归隐、言情写景、叙事田园，将题材拓宽到咏史、叹世、归隐、写景、闺情、叙事等诸多方面，开拓了散曲的题材范围。另外，马致远善于摹景状物，刻画事物细微而传神 ，言语清丽，极富画意，提高了散曲意境。他将元散曲带出了最初的勾栏瓦肆，使它进入了文人眼中，升华为可以与诗相提并论的文学体裁，幷被后世学者所研究。

人物争议

名、字争议

学界目前尚无明确史料断定“致远”为马致远的名或字，普遍观点是马致远号东篱，但有部分学者据清代张大复《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调南曲谱》，认为“致远”为名，马致远字千里，号东篱。

生卒年争议

对于马致远的生卒年，学界至今尚无明确考定。多数学者据冯沅君《古剧说汇·古剧汇考跋》、周德清《中原音韵》和马致远所作散曲等资料推测，马致远生卒年大致应在公元1250至公元1324年之间。除此而外，20世纪60年代，王沛霖在《马致远——元曲四大家之一》中认为马致远应生于13世纪40年代，卒于14世纪最初的10年间。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戏曲曲艺词典》认为马致远卒年应在元代至治年（1321至1323年）后。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曲学大辞典》认为马致远应生于1264年前，卒于1321至1324年之间。

籍贯争议

在元代、明代文人的文集和明清地方志中，关于马致远籍贯有不同的记载，分别为许州马致远、集庆马致远、东光马致远、广平马致远。经学界考证，许州、集庆马致远均不是元代散曲家马致远，东光、广平马致远、大都马致远争议较大，大都马致远为散曲家马致远的可信度相对更高。

广平马致远：据孙楷第《元曲家略考》，广平马致远见载于元代邓文原《巴西集》和延祐《四明志》：广平马致远字骥德，元代至大和至治年间任职江浙。有学者以此印证散曲家马致远任职江浙的时间，推测广平马致远就是散曲家马致远。

东光马致远：在《嘉靖河间府志》《乾隆年河间府志》《光绪辅通志》等明清方志中常被提及，其中《乾隆河间府志》和《光绪东光县志》记载东光马致远以词曲著称，与关汉卿、王实甫齐名，有学者即据此认为东光马致远就是散曲家马致远。

大都马致远：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散曲家马致远为大都人，主要依据为钟嗣成《录鬼簿》。首先，《录鬼簿》序言作于1330年，距马致远的生活时间最近。其次，据马致远散曲内容，他后半生富有文名，在江浙一带活动，而钟嗣成生活在浙江杭州，对马致远有所了解不足为奇。最后，钟嗣成著《录鬼簿》，初衷便在于记录曲家生平和作品，避免它们因时间的流逝而“湮没无闻”（见钟嗣成《录鬼簿序》）。

画像争议

据《沧州戏曲春秋》，东光县现存马致远（马视远）画像一副，长2.3米，宽1.1米。画像正中马致远端坐，右侧有一侍童，左上角有赞诗一首。《访元曲大家马致远的故乡——河北省东光县马祠堂村》称有马致远画像传世，画中马致远“身穿官服，神态潇洒自如”，但有学者据官服制度和画布材料认为画中人为马视远曾孙马孔惠而非元代散曲家马致远。

墓碑争议

据《沧州戏曲春秋》，东光县马家祠堂村南处马氏祖墓内有马致远墓碑，碑上刻“元授奉直大夫工部主事马公视远墓”，马视远即马致远。《马致远不是北京人》称“在村南马氏墓地内找到马致远的墓碑，上刻‘元诰授奉直大夫工部主事进士马致远墓’”，有学者据墓碑形制、剥蚀程度和碑文书写风格认为此墓碑为爱新觉罗·旻宁年间产物的可能性很大，不是元代散曲家马致远的墓碑。

故居争议

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马致远是元大都（今北京市）人。现北京韭园的马致远故居据传正是马致远的居所，但据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门头沟区传统村落》所载，马致远故居为村人结合当地小桥流水、老树枯藤的意境，据马家古坟而建。学者朱祖希根据马致远散曲作品中早期积极求仕的经历和对元大都繁华的描述，认为马致远早期应居住在元大都城内而非北京西郊的小村落中。

“秋思之祖”争议

关于《天净沙·秋思》的作者，学界目前有无名氏（即佚名）和马致远两种说法。

无名氏之说：元代无名氏编选的《梨园按试乐府新声》（后称《乐府新声》）为最早收录元代词曲的专集，集中《天净沙》曲调下录有小令《天净沙·秋思》，没有作者姓名，元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给予《天净沙·秋思》很高的评价，也没有提到的名字。明嘉靖年间张禄《词林摘艳》在收录《天净沙·秋思》时，作者署名也为无名氏，万历年间陈耀文《花草编》收录《天净沙·秋思》时以《塞上曲》为名，幷说此曲来源于《老学丛谈》，作者佚作无名氏，清代沈辰垣、王奕清等奉敕编的《御选历代诗余》在收录《天净沙·秋思》时作者也标注的是无名氏。

马致远之说：明万历年间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中“马东篱又有《天净沙·秋思》，词曰……”，是目前学界发现最早认为《天净沙·秋思》作者是马致远（马东篱）的观点。后清人朱彝尊《词综》也将《天净沙·秋思》归于马致远名下，近现代曲学家吴梅《故曲塵谈》《中国戏曲概论》中将《天净沙·秋思》归名于马致远，20世纪学者任讷在编辑《散曲丛刊》时，将《天净沙·秋思》收录在《东篱乐府》中，隋树森《全元散曲》也将《天净沙·秋思》放在马致远名下。同时，20世纪学界关于散曲家马致远存在籍贯争议，孙楷第认为作者应是广平马致远，朱勤楚认为作者为许平马致远，陈绍华认为作者为大都马致远。

“元曲四大家”争议

现代学者大多将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列为“元曲四大家”，但在古代学者中，“元曲四大家”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公认，仅在部分学者中沿用。

“关郑白马”的并称，最早出现在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一书中，但该书作者并未明确提出“元曲四大家 ”一词。此后直到明代，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首次将马东篱、郑光祖 、关汉卿 、白朴并列为“元曲四大家” 。自此，“四大家”的沿用逐渐频繁，但直到清代仍然指代不明，具体人名一直存在着排序增删的变化。王骥德 (1540—1623)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认为四大家应为王马郑白，晚明沈德符则认为四大家应指郑马关白，清人焦循《剧说》将马致远排在首位，认为四大家顺序应是马白关郑 ， 阮葵生《茶余客话》以关郑马白为四大家，而更多的古代学者，在进行相关论述时则是选择逐一列举人名而非使用“四大家”这一称谓。有现代学者认为，“元曲四大家”指代不明，顺序也不稳定，因此不能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学史简称。

人物评价

元末明初文人贾仲明评价马致远“万花丛里马神仙”“战文场，曲状元”。

明人何良俊、王骥德、沈德符等人将对马致远评价很高，认为他为“元曲四大家”之一。

明清曲论家或将马致远比作杜甫，或赞他为“曲中青莲”（李白），或推举他为“词中苏轼”。

清人李调元评价马致远为“元人曲中巨擘”。

清代焦循赞马致远为元曲“一代巨手”。

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剧史》中认为马致远元曲高华雄浑，情深文明，“不失为第一流。”

学者梁乙真在《元明散曲小史》中认为马致远可当散曲中元人的首位，即使明清后也没有能与他媲美的散曲家。

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给予了马致远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元代散曲的地位，正如李白之于唐诗，苏轼之于宋词，都是代表那一个时代的浪漫派的大诗人。”

后世纪念

马致远故居

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地区韭园西落坡村，为一座四合院。古宅坐西朝东，门前有一名为致远桥的小拱桥，桥前影背墙上有“马致远故居”五字，并附有马致远生平简介，据当地村民世代相传这里正是元代散曲家、杂剧家马致远的故居所在（有争议）。

马致远纪念馆

位于河北东光县县城东南部普照公园铁佛寺景区内，为东光县政府2002年在原马氏宗祠遗址上进行大规模修复后建成。纪念馆占地3320平方米，内设马致远汉白玉塑像，陈列着马致远的代表作和东光县内现存的有关马致远的文物及介绍。